中國扶貧模式從救濟式轉變成開發(fā)式，再到現在的融入式，經歷了三個階段。顯然，精準扶貧已成為當代中國社會治理的任務之一，即通過對貧困戶和貧困村的精準識別、精準幫扶、精準管理和精準考核，引導各類扶貧資源優(yōu)化配置，以實現扶貧到村到戶，構建精準扶貧長效機制，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奠定堅實基礎。

在社會治理中，實現精準扶貧目標，關鍵是把物質救濟與制度保障的有機統一融入扶貧治理結構之中。既有的扶貧模式，一方面由資金資本注入和人力資本提升的雙重驅動，整合貧困地區(qū)的區(qū)域資源和區(qū)位比較優(yōu)勢，以此實現貧困人口和貧困區(qū)域的雙重脫貧。另一方面以行政一元救濟的科層制管理為主體，以資金投入、技術輸入和人力資本提升作為制度化工具，通過“自上而下”的政策落實和社會動員，解決貧困人口的脫貧問題。行政治理中單一化主體的“任務型”推進，決定其精準識別的模糊性和精準管理的有限性，很難實現扶貧的精準性。

社會治理取向的精準扶貧，將關注民生和強化貧困區(qū)域的公共服務功能合為一體，將貧困人口“需求表達——利益滿足——公共服務供給”，融入新時代“黨委領導、政府主導、社會協同”的治理框架之中。黨委領導重點是整合多元社會力量，凝練精準扶貧共識，提升精準扶貧責任；政府主導重點是合理配置扶貧資金、資源和人力，提高群眾滿意度；社會協同重點是，通過社會多元主體的協同參與，增進扶貧治理的開放性，從而形成集扶貧治理和區(qū)域發(fā)展為一體的黨和政府與社會和諧統一的互動渠道。第一書記、駐村工作隊、駐村幫扶制度的建立，不僅為黨的基層組織直接嵌入扶貧事務之中，構建了實踐性支撐，而且為基層黨組織向貧困社區(qū)的制度化融入，提供了合法性依據。既增進了黨執(zhí)政的社會性質和意義，又確保了扶貧質量的穩(wěn)定性和可持續(xù)性。

總之，在幫扶貧困群體的同時，社會治理取向的精準扶貧，不僅呼吁高質量的、以構建社會融入為目標的扶貧工作機制，而且強調對扶貧對象實施集體認同和自我價值實現的現代培育。從而促進全民共享扶貧政策成果、實現共同富裕，助推“中國夢”的愿景早日達成。